在封建社會里，由於統治階級窮奢極欲，加之各種戰爭比較頻繁，致使國庫空虛、入不敷出。爲了解決財政困難，封建統治者往往採取各種手段進行搜刮，或通過加重賦稅來支撐局面。
朝廷搜刮的對象遍及各行各業，典當行自然也在劫難逃。唐朝中期以來，自安史之亂後，中央大權旁落，藩鎮割據日盛，兵禍連年不斷。建中三年(782年)四月，唐德宗因慮河南、河北"用兵月費度支錢一百餘萬"，而府庫不支數月，於是下沼，"大索京畿默商"，並美其名曰爲"借"。規定凡蓄積錢帛粟麥者，皆借四分之一。但由於受到商民抵制，政府雖動用嚴刑酷法，甚至逼死人命，造成"京師囂然如被盜賊搜刮"的慘況，也僅得到八十萬貫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爲了達到籌措軍費、充盈國庫的目的，政府便把罪惡之手伸向典當行等信用機構，遂有"少尹韋禎又取僦櫃、質庫法拷索之，才及二百萬"。可見，儘管典當行的錢是被搶走的，然而其資金儲備卻是很豐厚的，它和櫃坊中專門代人保管貴重財物的僦櫃，在暴力剝奪之下，已成爲封建國家維持財政的一個重要來源。
典當行成爲國家財源的另一個標誌是交納當稅。封建國家的賦稅剝削非常嚴酷。除了作爲正稅的夏稅、秋糧之外，歷朝歷代還有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。不僅有中央政府的公開加派，而且還有地方官吏的暗中加派。明朝末年，內廷宦官多達10萬人，宮女9000人。其宗室的消費無限擴大，僅工部每年用於內廷的營建費便需銀200萬兩。最小的開銷，即宮女的胭脂費，每年用銀也高達40萬兩。爲權轉頹勢、新闢稅源，天啓年間(1621-1627年)，政府曾擬向典當行徵稅。具體辦法是，按照典當行資本數額稅1/10，預計全國每年可收20萬兩。儘管此舉尚未實施，明王朝就土崩瓦解了，但典當行納稅問題卻已經提上了政府的議事日程。
清朝入關執政後，國家迅即開徵當鋪稅。據《大清會典》記載："康熙三年題準，當鋪每年納銀五兩"。當時每年可徵得11萬多兩，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政府財政不足。雍正六年(1728年)政府又規定，見民間開設典當，均須領取"當帖"，即營業執照，並繳納"帖捐"，同時照例按年繳納當稅。清朝末年，當稅改爲預支繳納。光緒十四年(1888年)，因河工需政府令各省每家典當行繳銀100兩，作爲預完20年之稅；光緒二十年(1894年)，復因海防等餉，每家典當行又須捐銀200兩。除此之外，當稅稅額亦開始陸續提高，且各地還有許多陳規陋習。
民國初期，北洋政府也在當稅上打主意。1913-1925年，全國每年平均當稅預算爲70萬元左右，其中山西、山東兩省，年繳數額約達三、四萬元。儘管當稅收入不多，但它畢竟已是政府一項不願放棄的稅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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