餘切和弗裏德曼這場林島辯論,以超乎尋常的速度擴散開來。
數十位諾獎學者離開德國後,各自複述了當時的情況,回想起來仍然很感慨。這讓他們想到了歷史上發生過的學派爭鬥,那些最聰明的人脣槍舌劍,在學術會議、產業政策、報紙......幾乎所有平臺上針鋒相對,不死不休。
它本來是學術圈內部的討論,結果因爲涉及到著名的餘切預言,被立刻廣而告之。衆多媒體都意識到,這個賭約將要比餘切在日本的故事更加隆重,因爲這次的賭注是一個超級大國的衰敗。
五年內,這個國家如何掙扎,如何淪陷?還是如弗裏德曼所說,體現出那種優越性?
“還有比這更大的賭約嗎?”
“我想不到還有比這更加龐大的預言,如果非要說,這讓我想起了《資本論》中,馬克思的“資本主義世界滅亡”的預言。考慮到他寫下《資本論》,一百多年過去,這似乎構成了一個歷史的閉環。”
科爾奈說:“博登湖是德國境內最大的湖泊,它由萊茵河的河水和阿爾卑斯山脈的雪水匯聚而成,在萊茵河的上遊的小城市,一個叫馬克思的哲學家誕生了,我們還不知道他後來對世界能產生那麼大的影響,他只是靜靜的望
着萊茵河水說話,看着他的倒影......走過了那麼漫長的時間後,這片水迴歸到了博登湖畔,迴歸到了餘所在的林島步道。
“今天,你看到了,又是一個年輕人!”
這番略帶詩意的描述,更進一步引發了大衆的興趣。
科爾幾乎是第一時間看到了這篇報告,他沉思片刻,叫來朔伊布勒:
“你認爲,餘在爲左翼辯論嗎?”
這是當然了!
朔伊布勒心中大呼:他都是成員之一了,他還能不爲這個辯論?
從拉美到歐洲,有幾個文學家年輕時不是左翼?
但德國目前還沒有走到那種地步,這個國家只接受改良版本。科爾的“東部大開發”已經是德國人所能接受的極限了。
“說真的......”
“我們應該如何定性他這場辯論?”科爾託着自己的大腦袋,他望着朔伊布勒。
但伊布勒遲遲不給出答案。
見朔伊布勒不說話,科爾乾脆直白道,“我現在受到的壓力很大,總有一些人宣稱我的理念是錯的,我們國家的團結稅是錯的,西德人的稅負很重......我認爲,就算是錯的也不能說!”
“德國人爲什麼不體諒我們的難處呢?團結大於一切!”
“我沒有靠打仗,沒有出賣資源——平白換來了東德的土地,這都是我做到的!”
他看着朔伊布勒道:“你覺得親切的話,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拿來利用的?東德人確實非常喜歡他。”
朔伊布勒說:“弗裏德曼肯定是我們政府的敵人!我們飽受信奉芝加哥學派的學者攻擊,他們說我們的體制是怪胎!如果餘的預言能夠實現,對我們來說好處很大。”
“是嗎?比如呢?”
“比如東德人會意識到,蘇聯人拯救不了他們,只有科爾政府才能夠。那個龐然大物自身難保。”
科爾的眼睛一亮。他問:“那麼,西德人呢?”
“西德人會發現,如果我們任由市場自發形成秩序,最終這種秩序是有毒的,而且要危害到他們自己。”
說到這裏,朔伊布勒忍不住道,“日本怎麼樣?世界第二經濟大國,不也曾崩潰了嗎?我們至少沒有逼得西德市民破產跳樓......”
“漂亮!”科爾捏緊了拳頭,隨後又張開和朔伊布勒緊緊握住。他立刻下令道:“發動我們的國家機器,好好宣傳《計劃體制》這本書!讓德意志聯邦銀行的官員都來學習餘的理論!”
“我希望他們能意識到,我們現在這種情況是完全合理的,我們共擔風險,共渡難關......儘管好日子還沒有體現出來,但我們的鄰居的壞日子很快就要體現出來。
“我們發給餘先生的大十字勳章是值得的!”
於是,“黑洞理論”和“餘的第二次預言”風靡世界。
德國鼓足勁兒,爲了《資本論》吹牛,這本還未寫完的“著作”,已提前預定了經濟學史上的偉大。德國的動作也引發了歐洲其他國家的重視,一些本來就偏向左翼的北歐小國,紛紛站出來批評弗裏德曼學說“過分的追求競
爭”。
而餘切這裏既有人文關懷,還有普世價值。
弗裏德曼叫苦不迭:嗎的,到底誰是誰了?誰代表自由世界?我還生活在這個地球嗎?!
他和餘切一前一後回了美國,結果因航班延誤,又在紐約機場有了一小段對話。在公衆的注視下,弗裏德曼忽然反悔:“五年太短,至少十年,十年才能看得清楚成效!”
餘切嗤之以鼻:“這就是你們說的‘眼淚充斥的河谷?如果你給智利政府建言獻策時,說明這個政策會使得他們的國家混亂十年?但是好日子十年後就要到來......你猜猜皮諾切特會不會崩了你們?”
弗裏德曼臉色煞白!
這確實是這一派的尷尬。智利、波蘭這些地方之所以採用休克療法,正是因爲重病下猛藥。在“休克療法”最先實踐的玻利維亞,僅僅一週之後,物價就得到了控制,經濟迅速轉穩。
如果這一療效需要十年才能見效,只有傻子纔會採用這種治法。
那麼玻利維亞爲何效果極好?
因爲玻利維亞太落後,以至於沒有多少有組織力的國營企業。這和根深蒂固的蘇東情況截然不同。
弗裏德曼只好閉口不言,餘切卻藉機宣傳自己的基金會:“中國的孩子需要捐款,人類世界需要聰明人得到良好的教育......如果我們總讓那些草包身居高位,就會讓更多人的陷入到苦難。”
“不幸的是,我面前就有這樣一個例子。”
“你要爲了聰明的孩子捐款嗎?”
弗裏德曼當然不願意,餘切又嘲諷他,“你來到這個世界,除了把孩子們的世界搞亂,作爲一個成年人,至少也做一些好事吧?”
弗裏德曼被氣得幾乎嘔吐,他爆發出自己都驚訝的沙啞聲音:“我也是苦出身,我是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到現在的!”
弗裏德曼的母親是個裁縫,父親是個小攤販,他到了大學後還要靠打工自食其力......學者也是人,他們的學說深深受到自己的經歷所影響。
由於這段從貧民窟走到諾獎的傳奇經歷,弗裏德曼自然信奉“絕對競爭”的教條。他相信一切的不公都可以通過自由競爭解決。
但餘切卻道:“我敬佩你的努力,唾棄你的成就。”
這是餘切第一次在公開場合,以近乎於人身攻擊的形式指責別人。
“你憑什麼這麼講???”弗裏德曼紅着眼,他不敢相信餘切說的話。
“爲什麼?!”餘切說,下意識環繞四周,發覺這裏有許多媒體在現場。他確認了一遍:“你真的要我講出來嗎?我不想傷害你。”
“我詛咒你!我不怕你說的任何話!”弗裏德曼道。
餘切深吸一口氣,緩緩道來。他的聲音是如此低沉,然而卻描繪了一個人的一生。
周圍人的神情,隨着餘切的講述而不斷變得驚訝,許多人張大嘴巴。
“你父母從烏克蘭那塊地方移民到美國,曾在血汗工廠工作,由於波士頓的《公立學校法案》,你得以免費入學,避免了被自由僱傭爲童工的命運;你高中的時候拿到了獎學金,所以你上了免費的公立大學,這些錢是政府從
那些富人手中強制收來的;你大學的成績平平,父親也死了......還好有人資助你,所以你順利完成學業,那時候你還風華正茂,你從那個爛泥坑裏剛剛爬出來,寄託着你全家的希望………………”
“但是,人生不容易啊,不是嗎?”
餘切感慨道。
弗裏德曼顫抖了起來,這是觸及他靈魂的一次對話。
餘切怎麼知道的?
如此簡單,如此平常的場合,他終於明白爲何餘切說“我瞭解你,但你不瞭解我”;他終於明白,爲何德國總理科爾會在演播廳現場心態爆炸......那是一個作家的殺手鐧,那是他千錘百煉的洞悉力。
但餘切只是略微停頓,繼續講述談論起故事,“當你終於讀完碩士畢業後,卻碰到了經濟大蕭條,知識分子淪落到掛牌求人僱傭自己,好在羅斯福大發善心拼命搞基建,你找到了一份爲政府辦事的餬口工作......你終於做上大
學老師時,是不是熬出頭了?不......還是不順利!你因爲反魷風波丟了工作,但你又碰上了全美的左翼拼命鬧革命,他們不僅爲了猶太人,也爲了非裔人口和亞裔、拉美裔......”
“但你卻對不起他們。一個叫馬丁路德金的人被刺殺而死,那個人說,這個國家必須真正實現‘人人生而平等,而你開始覺得賣淫和毒品可以合法化;當其他族裔的貧民終於可以大規模進入大學時,你認爲政府應當停止爲公
立大學補貼,你還使一些教師丟掉工作......”
“弗裏德曼!”餘切忽然直勾勾望向他!“如果不是你口中的“不自由經濟”託住了你,在你人生的任何一個階段,你都不會站到我面前,你最好的結局是繼承你父親的小商店,你不會有資格和我對話!”
“而今天因爲你的誕生,全美有無數‘小弗裏德曼',死在了吸毒和輟學上,因此我前所未有的鄙夷你,我徹底的憎恨你這樣的人!你絕了你自己的路!”
弗裏德曼當場呆住了!
這是弗裏德曼人生中格外漫長的四十分鐘,等到芝加哥的飛機抵達後,他失魂落魄的離開了。
這次的辯論是爆炸性的,將學術問題推向了大衆熱議的話題。全美至少有四千萬人通過晚間新聞,看過了餘切和弗裏德曼的對話,這就像是將來要發生的“辛普森案”一樣,引發了整個學術界的大地震。
人們開始思考,市場競爭超過一定尺度後,是否是一種正義的事情。
芝加哥學派總是說,市場競爭本身就是正義,可餘切現在爲它畫了一條線。一旦這一切超過了某條線,就變成一種罪惡。
五月下旬,紐約正在舉行餘切的書友會。
受到《計劃體制》熱銷的緣故,《地鐵》、《2666》這些作品再度暢銷。在紐約最大的書店斯特蘭德書店裏,餘切宣傳起自己的作品。
斯特蘭德書店是紐約的地標建築,這個書店最早可以追溯到大蕭條之前,歷來都有名人光顧。老闆巴斯很歡迎餘切的到來,他說“紐約的購物大廈和銀行已經足夠多,現在缺少一些書店。”
餘切的新書《小老師》也在這裏低調發布。今天的版本是“慈善”版本,在書商哈珀的斡旋下,每本書版稅的百分之二會捐去餘切基金會。前來購書的人遠遠不止是華人書迷,各種膚色的都有,尤其是有些文質彬彬,一看就是
在華爾街附近上班的小白領。
變了,都變了。
比起1987年,能明顯感覺到《計劃體制》帶來的變化:他不單純是一個神祕的外國文學家了,即便是在美國,餘切也開始成爲圖騰一樣的人物。
他正在成爲這一代人的文化本身。
弗裏德曼輸得不冤枉。
花了一下午時間和書迷見面後,餘切問自己在美的新經紀人:“這些書賣得怎麼樣了?”
“賣得很好,尤其是《計劃體制》。一些人把這奉爲商業聖經,當然了,是反着看的。”
這有點黑色幽默了!
餘切聳了聳肩:他只管寫書,沒辦法控制現實會發生什麼。
和餘切聯繫的人是克羅,紐約本地的著名律師。
詹克羅能和餘切搭上關係,和他的朋友薩菲爾有關係......簡單來說,薩菲爾之前是前美國大統領“水門候”的祕書,水門事件爆發後,薩菲爾寫了一本揭露華府的書,被華府告了,然後詹克羅不僅疏通了其中關係,打贏了官
司,而且把這本書賣出了高價,一舉成名。
之後詹克羅開個了代理版權的公司,專門負責那些“複雜書籍”的出版。
《計劃體制》就是這一類的書,它看起來在批評計劃體制,其實在批評資本主義世界的虛僞——這裏到處都是計劃體制。
“哈珀和麥格勞希爾不擅長代理有爭議性質的書籍,因爲他們要接住各大學的教材生意.......這方面,越是大公司越束手束腳!”
“反而是我這樣的人,更適合和您長期接觸下去。”
說起來,後世熟知的醜聞“某某門”中,所謂的這個“門”就是從水門事件的“門”傳出來的。這是個西方術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