倒是兩三年前的事了。某日在上海和上海朋友聊天，聊起鄉下人。朋友勸我在上海別隨便說出鄉下人三個字——“鄉下人”是上海最傷人的話。隨即如此這般解釋一番。我這才明白，上海語境中的“鄉下人”，其實比北方人口中的“鄉下佬”、“土老冒”以至“土老鱉”還有殺傷力。依我的理解，後者主要指出身，相當於大觀園語境中的劉佬佬，歧視之餘，不無戲謔性善意。然而“鄉下人”不同，除了鄉下出身之人的本意，而且具有不知趣、不識相、不懂風雅、沒教養沒文化沒品位等引申義，莫如說引申義纔是其要義。在這個意義上，縱然曾混跡於“十里洋場”或出身於上海灘，也未嘗不可以是“鄉下人”。
而我，不論就本意還是就引申義而言都是鄉下人。出身於僅有五戶人家的小山村；至於不知趣不識相的表現，平均每天至少有兩三次，乃是我連黨支部副書記都沒得當的致命原因。這方面惟一的優點，是我從不掩飾我是鄉下人，更不歧視鄉下人——人怎麼能自己歧視自己呢？對吧？不過，除此之外，我還必須承認其中多少含有意識形態因素，或者說受到歷史上工農至上風潮的影響。
對於工農，尤其對於農民即鄉下人的評價之高熱愛之切，有兩例可謂登峯造極。一是一九四二年毛澤東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所講的：“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與工農比較，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，就是身體也不乾淨。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，儘管他們手是黑的，腳上有牛屎，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乾淨。”另一例是一九二一年郭沫若寫的詩《雷鋒塔下（其一）》：“雷鋒塔下/一個鋤地的老人/脫去了上身的棉衣/掛在一條嫩桑的枝上/他息着鋤頭/舉起頭來看我/哦，他那慈和的眼光/他那健康的黃臉/他那斑白的鬚髯/他那筋脈隆起的金手/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/叫他一聲：“我的爹！”/把他腳上的黃泥舔個乾淨。”如何？關於農民，關於鄉下人，此外還能說什麼呢？除了在姑娘們眼裏——姑娘們始終冷靜——世界上還有誰能比得上鄉下人的乾淨和可愛呢？
不過實不相瞞，近年我所以一放暑假就趕回鄉下，卻不是因爲這個。而大多是爲了在故鄉的紅花綠樹晨霧晚霞中獲取一分內在的平靜，讓那顆在都市的污染、喧囂和忙亂當中變得自己都陌生的心姑且得以恢復。是的，山大體是原來的山，水基本是原來的水，花草樹木也並沒有給什麼轉基因弄得突然講出一句鄉下味兒英語。不過有一點必須承認：鄉下的人的確變了。眼光也還慈和，黃臉或許健康，鬚髮也有的斑白，但幾乎無人手握鋤頭鋤地了，腳上別說有牛屎，連牛都很難見到了。“日之夕矣，牛羊下來”徹底迴歸《詩經》。
說痛快些好了，人們手中的鋤頭換成了麻將！看陳逸飛筆下的和老月曆牌上的舊上海情景，麻將給我的印象其實不壞：旗袍、玉指、美貌、倦庸而不失優雅的神情以及西式公館、老式桌椅……頗有一種上流社會特有的格調。嚮往固然談不上，但隱約覺得世界上某個角落存在這樣一種場面倒也未嘗不可。畢竟不可能要求人人腳上都沾黃泥都有牛屎，也沒那個必要。有人腳上有牛屎，有人打麻將，這就是所謂世界。就連偉大的梁啓超先生也不反對打麻將。他曾說只有看書能讓他忘記打麻將，也只有打麻將能讓他忘記看書。
不過——也許因爲我是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或大小資產階級之類——我覺得麻將這東西在鄉下各個角落一齊打起來似乎不大是那麼回事。例如我弟弟那個村莊，在家的連老帶小不足一百二十人卻有八張麻將桌。一進村就讓人覺得哪裏不對頭。家家戶戶，別說栽花，甚至房前屋後的瓜菜都沒人精心侍弄。至於環境衛生，更是一塌糊塗，雜草叢生，垃圾遍地。不妨說，人們的心思全都撲在麻將桌上了——麻將剝奪了人們起碼的勞作願望和審美追求。我所在的小鎮具體有多少麻將桌我不知曉，但我每次去附近一兩家小賣店，那裏面都在打麻將。狹小幽暗的空間，麻將桌幾乎緊貼櫃檯。包括店主在內，衣着不整的四位大媽八個眼珠只顧盯視麻將，手邊連同麻將堆着零亂的紙鈔。得得，麻將那東西是在這樣的場所這樣打的嗎？
尤其讓人費解和擔憂的是，麻將不僅取代了鋤頭，而且取代了所有正面文化活動。幾十年前小鎮供銷社還有賣書賣本的櫃檯，老榆樹下還有兩分錢租看一本的小人書攤。現在呢？沒有書，沒有報，紙都沒有，老榆樹也沒了，只有麻將桌。而且，按當地人的說法，沒有白磨手指頭的，多少非動錢不可！
倘上海畫家陳逸飛仍在世，不知會不會把這樣的麻將畫進油畫。
（01.8.14）（未完待續）